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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OverFlow项目分析

一年前帮人做的比较简单的Stack OverFlow分析，放上来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

下载地址：http://vdisk.weibo.com/s/CpTJ9/1369151658

贝佐斯：一切都关乎“Long Term”

2011年，在得克萨斯州一座深山里，一群工人受雇在半山腰中建一座大钟：秒针一年走一格，表示世纪的指针一百年走一格，而钟上的报时器一千年才报一次。建造这座大钟计划用时6年，唯一的目标是：它要能运转1万年。这座大钟的官方主页上，贴着T.S.艾略特这首关于探索的诗：“我们不能停止探索，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将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

一首艾略特的诗，一个极简的网站，一座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钟，杰夫·贝佐斯先生为之投入4200万美元。在苹果、Google、Facebook和亚马逊这科技四巨头中，亚马逊身上是披着“创新”、“伟大”、“改变世界”等词频率最少的一家；与完美主义的史蒂夫·乔布斯、极客天才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以及超级黑客马克·扎克伯格比起来，我们很难想到一个特别酷的词可以放在杰夫·贝佐斯头上——除了发布会上脑袋特别晃眼以及笑起来能让“屋里的墙抖起来”以外——他是科技四巨头里最暗淡的那位。

这座万年钟，却是这几位硅谷科技天才中最特立独行、最大胆、或者也可以说是最无聊的一个项目。而且代价不菲，4200万美元呢。如果在Path第二轮融资中投入这些钱，贝佐斯可以拿到这款硅谷明星社交应用16%的股份。

但贝佐斯认为这座钟所代表的意义非凡，他必须单独拿一笔钱来做这么一件只有象征性意义而无任何实际作用的事情。因为它关乎“Long Term”（长远）——一个1997年贝佐斯在致股东信中开始强调的词，一个在以后致股东信以及媒体专访中反复提及的代表他经营亚马逊的词。

贝佐斯的亚马逊能跻身科技四巨头之列，仅靠眼光长远、只做对长远有利的事还不够。关于贝佐斯和亚马逊为数极少传记中，《一键下单》（英文版名为“One Click”）简单回顾了贝佐斯的童年经历，讲述了贝佐斯将长远目光落实到从亚马逊从创立到成功推出Kindle并成为电子书领头羊的十几年历程。

亚马逊的创建过程和早期运营经验，简直就是埃里克·莱斯（Eric Ries）《精益创业》理论的经典实践和完美体现。用作者理查德·布兰特 （Richard Brandt）的话来说，“亚马逊的早期设计就是试验、错误、正确的猜测、机会”，和“一些聪明的即兴发挥的结合体。”

亚马逊的经营理念简单，用贝佐斯的话来说是尽一切可能“让订货系统‘温柔’一些”。如何让系统变“温柔”？可以简单理解为尽力满足顾客需求。比如早期人们对在网站上填写信用卡账号有担忧时，亚马逊让顾客在网站上提交信用卡后几位，当真正决定购买时，顾客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告诉客服信用卡前几位，再完成订单；当顾客填好地址、提交信用卡账号、完整消费过一次之后，下次顾客再来访问亚马逊时，网站上会自动生成一个“一键下单”（One Click）的按钮——点击之后，默认按照以前提交的支付信息和地址扣款并送货上门。后来亚马逊个将这个购买流程申请成专利，iTunes上一键购买歌曲和App Store提交信用卡后一键购买应用也是源自亚马逊的“一键下单”。虽然这个专利被称为史上最可笑的专利之一，但让科技产品简单、好用的努力和实践，在任何时候都值得鼓励。

亚马逊的远见还体现在AWS（Amazon Web Services，亚马逊网络服务）上。早在2006年，亚马逊为了利用闲置的服务器资源，为中小企业推出了AWS网络服务平台。加上后来推出的EC2（Elastic Compute Cloud，弹性云平台）和S3（Simple Storage Service，简单存储服务平台），亚马逊成为当今最具领先优势的云计算服务平台。2010年5月股东大会上，贝佐斯大谈他对云计算的理解：云计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从我们的观点看，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任何时候，一些大的事情效率低下时都会创造出机会”。贝佐斯说：“它有潜力发展到和我们的零售业务一样大。”

这是个惊人的判断，因为网络服务给亚马逊带来的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2%。不过，贝佐斯永远关注“Long Term”。即使再造一个亚马逊，最多也不到20年，与他认真造的那座万年钟相比，转瞬而已。

（发于《经济观察报》）

删除：从头再来的机会

（商业周刊中文版专栏）

技术批评主义者对新技术批评中最喜欢使用的一招是：新技术违反人类天性（习惯）。电话刚出现不久的时候，英国人认为通过电话交流有违人们交往的“正常范式”，因为亲自去别人家拜访是当时人们更自然、也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交流方式；在电子书与纸质书的争论中，反对电子书的人很大的一部分理由也是读电子书让人“不习惯”或“不自然”。在文字刚出现的时候，苏格拉底则走得更远，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曾大力批判文字——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之一——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不仅容易让人记忆力变差，还让人丧失口头表达的能力。二千多年后，许多人批评Google的论调也是这个理由：Google让人记忆变差。

与其他批评者不同的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先生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对信息数字化能长久无损保存记忆持一定肯定态度，他所批评的是：记忆无处不在的年代，遗忘开始变得不可能。公共信息需要被长久记忆，但对于个人信息来说，我们需要遗忘。

舍恩伯格举了几个案例，说明遗忘（或“删除”）的重要性：一位想做教师的二十五岁单身母亲因为她在MySpace上发布的一张头戴海盗帽，举着塑料杯喝酒的照片，在校方发现后，被认为此举不适合当老师，被学校拒绝，失去了当老师的机会；另一位六十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因为他四十年前曾服用过致幻剂的内容上了网，被美国边境卫兵发现后，失去再次进入美国境内的机会。单身母亲和心理咨询师都想删除自己在网络上的记录，可惜Google早已索引。他们可以删掉源头，却阻止不了自己的信息在网络上被永久记录。

这其实引发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那些生于数字时代（born in digital）的人，比如90后、00后们，很多人从小就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发在网上，等他们长大成年进入工作时，他们是否会害怕未来的主管或公司看到自己青春期时的一些作为而感到苦恼和担忧？

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有点庆幸自己真正上网发生在20岁以后，而20岁以前的经历，尤其是那些迄今都不愿意在早年的同学中提起的经历，比如曾经的酒后失态，比如在报考大学时我特意选择了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的地方——就是为了重新开始，重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如果在YouTube/优酷和Facebook/人人网/新浪微博的年代，恐怕无论我跑到哪里，都很难与之前的联络人切断。即使切断联络人，Google和百度上也记录着你的经历，让你无处可逃。无法删除，意味着你失去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让这种可能变得尤为困难。

信息隐私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对自己的信息保留一定的控制，可以给一个人留有一些他需要的空间来定义他自己。除了失去第二次开始开始人生的机会，数字世界对个人信息的长久记忆也将导致数字原住民们想再塑造自己的身份变得更困难。人们在网上能看到你的过去，多年以后，其中有些你并不想让别人看到；或者时过境迁，你对事物的看法已经有所变化时，别人仍然认为你持有原来的看法，这将导致别人对你个人认知的混乱。说白了，当今的数字社会，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信息是否公布，但公布之后怎么传播、传播范围几何、以及传播之后是否可以收回，则由不得你。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个人信息的完整控制权。对于拥有强大经济动机的企业和拥有强大政治动机的政府（无论民选政府还是威权政府）而言，个人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舍恩伯格认为信息全面数字化之后，产生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所有的信息都去语境化了。在微博客和社交网站上，大多数信息都没有语境，没有背景，人们会因为其中某一句或激烈或极端的言论而引发转发或评论的欲望。如果这句话出现在一篇长文章中或一本书中，人们更容易接受，因为那句话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合适。单拎出来之后，往往刺激眼球。人们在脱离原有语境的情况下去理解单一信息，自然会产生偏差，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不过在《删除》一书的后半部分，舍恩伯格开始为批评而批评，很多论点站不住脚。遗忘是人类的天性——舍恩伯格仍以人的天性为着力点批评数字时代的缺陷。但我对人的天性说往往不屑，理由很简单：人的许多天性都不如机器好使，人天生不如汽车能跑，人天生不如挖掘机能挖土，人天生无法站在北京和华盛顿的人说话。但人类发明了各种机器，来帮助人们延伸自己的感官，去跑得更快、挖得更深、让声音传播得更远。

因为人类大脑记忆事物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这意味着你回忆的次数越多，年代越久远，你记忆中的事实与事物原本的真实的偏离也越远。舍恩伯格认为，人们带着已经重构过的记忆再去看几十年前毫无偏差的事实时，会导致人们只相信数字化的信息，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可是，这不正说明人类大脑不擅长记忆事实性事物吗？对于人类不擅长的领域，且有技术能改进人类的缺陷时，为何仍要固守所谓人类天性呢？不如把事实性记忆交给机器，而把极为有限的脑细胞放在我们对往事的感受记忆和情绪记忆上，更有针对性，更有意义，也更能解放我们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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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这篇文章写出来没几天，施密特在纽约大学说，互联网需要一个删除按钮。在他看来，“在美国，从人文关怀角度来讲，这里拥有一个公平的环境。”施密特表示，“但互联网上缺乏一个删除按钮则是一个重大问题。当互联网能够实现删除按钮之时，则是当下互联网业界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苹果在中国的麻烦已从售后变为更令人头疼的审查

本文首发于纽约时报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与链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4/08/cc08shibeichen/ 
（注：本文与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版略有不同。）

4月1日晚，苹果公司中国官网发布了署名为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的道歉信。《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后在第二天刊发的《苹果道歉是向正确方向的迈步》一文中不仅宣告了自己胜利，同时也指出“苹果风波很快结束了”。但苹果事件并未真正停息。

4月3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表示，虽然苹果的《维修条款和条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随后国内科技博客网站虎嗅网在其官方微博上称“接到线报”：有关部门将会对App Store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虽然这一条微博未透露信息来源，也未获得中国政府确认，但至少意味着，市场认为苹果中国的公关危机远未结束，焦点或许已转变为内容审查。

就在库克道歉信发出的当天上午，《通信信息报》就刊出报道称，工信部正在制订《移动互联网黑白名单规范》，该规范将“对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内置软件进行评估和抽查”。这篇报道对具体执行方式的描述为，将第三方平台纳入管理，成立要备案，运行要监管。尤其对个人应用开发者要纳入管理体系，如实名认证等；长远目的则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评估体系”。

3月29日，在库克道歉信还未刊出，苹果事件还仅限于央级媒体对其售后问题的批判时，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中就已谈到：这场批评苹果的舆论攻势背后另有目的，即政府要对苹果进行审查。由于苹果的大部分服务器都不在中国境内，政府此前无法对其实施常规审查。

就在中消协表态的同一天，国内IT媒体《驱动之家》的消息称：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已于4月2日赶到北京，处理此次苹果公关危机。由于此前已有库克的道歉信，威廉姆斯来华的消息多少有点空穴来风。但如果结合虎嗅的报道，以及后续发生的事情，这一消息并非完全不可信。

4月4日，苹果应用程序开发者郝培强在微博上说，他的iOS应用“经典书城”被App Store中国区下架，而国际版则没有受到影响。 郝培强在他英文博客中贴出了来自appreview@apple.com的邮件，在这封邮件里，苹果为下架“经典书城”给出的理由是，因为”it includes content that is illegal in China, which i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 Store Review Guidelines”（包含在中国被视为非法的内容，这些内容不符合App Store的审核政策）。邮件中说，“经典书城”违反的是审核政策的第22.1条：Apps must comply with all legal requirements in any location where they are made available to users. It is the developer’s obligation to understand and conform to all local laws（苹果应用程序在任何用户所使用的地区，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程序开发者必须理解并遵守所有的当地法律）。

从苹果这封邮件的字面意思看，苹果是基于“经典书城”违反了App Store审核政策而下架了该应用，而非来自“有关部门”的指令。“经典书城”这款app里面除《大学》、《论语》、《西游记》等七本公版经典中文书以外，还有三本在国内被禁止出版的书，分别是王力雄的《黄祸》、《天葬》与《西域》。

郝培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这款应用已经上架App Store两个多月，而且一直没有问题。 他认为，苹果的决定和王力雄的这三本大陆禁书有关。作者王力雄对《金融时报》称，他并没有向苹果投诉盗版。

考虑到“经典书城”国际版并未被苹果下架，因此，版权因素应不在考虑之列，那么苹果对政治原因的考量是一种更可能的解释。

App Store下架“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被禁止的应用并非第一次。早在2011年2月，iPad杂志《牛壹周》就因为包含不受政府欢迎的内容，成为首例在App Store中国区（不包括港澳台）下架的应用。据《牛壹周》团队当时写给用户的公开信，当时苹果中国的理由是“应有关部门的要求”。 由此看来，苹果下架“经典书城”更可能是苹果的主动之举。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下架包含政府不欢迎内容的应用，很大可能因为苹果迫于外界压力，不想再惹是生非。

苹果或将走上与当年Google中国不同的一条路。2010年1月Google宣布，发现来自中国的黑客试图侵入部分Gmail账户。这家搜索巨头在多年来不得不遵受官方屏蔽和删除大陆搜索结果的要求后，终于作出决定，“不愿继续进行关键词审查”。上述这两个原因导致Google将服务器搬离中国内地。

相比之下，Google中国的遭遇并非苹果所能比。Google当年决定将服务器搬离中国内地时，曾任Google亚洲区首席营销官的王怀南曾透露，当时中国市场收入约占Google全球市场收入的5%。而根据苹果2013年第一季度财报，中国业已成长为苹果第二大市场，当季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2.5%。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对苹果而言比当年的Google更加重要。库克在道歉信中也再次强调该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当今的智能设备市场，App Store（Android对应的是Google Play，与App Store类似的应用商店，在国内如Google.com一样不能流畅使用；微软Windows Phone/Windows 8也有相应的软件商店）已是标配，而在多屏幕多系统之间实现数据同步的云存储也将越来越成为（比如小米手机有云存储，装机量上亿的Android应用商店豌豆荚也提供云存储）标准的未来，纯卖硬件的市场容量将越来越小，软件和数据与硬件的高度整合将是未来的趋势，并且将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在这种趋势下，苹果的选择能为它创造更好的环境吗？要么完全接受中国政府制订的法律法规乃至潜规则，放下身架与中央媒体维持良好的关系，并大量投入广告，就像微软在中国状态一样。否则，路的另一边则是Google，服务无法正常使用，离中国市场越行越远。

苹果必须了解的是，在中国，软件领域无一不与政府监管紧密相关。苹果的主动示好或许是为了适应来自中国政府对内容管制的压力。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将对苹果App Sotre内容做审查。但中国对内容的监管从来就不是秘密，几乎凡是涉及文字、音频、视频、游戏的业务都受相应部门监管。比如，新闻业务的监管涉及网监部门、国务院新闻办甚至公安部；电子书则受原新闻出版总署（今年两会期间，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游戏业务也有文化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共同监管。

苹果将选择谁的路？微软还是Google？不论哪条路，对苹果而言，都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关闭Reader，Google变短视了吗？

（商业周刊/中文版专栏）

拉里·佩奇在3月14日做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会对Google未来十年产生重要影响。

抱歉，不是各位热爱的Google Reader的关闭，虽然Google Reader被关闭的消息发生在同一天。这个决定是Android创始人、也是Android诞生以来的直接负责人、被称为Android之父的安迪·鲁宾（Andy Rubin）的离任。鲁宾将不再负责Android系统，可能转去Google另一位创始人塞吉·布林所负责的Google X做“相当重要的项目”。接手Android的是Chrome OS负责人桑达尔·皮恰伊（Sundar Pichai）。

Android更换负责人与Google Reader被砍两个消息（我对Google Reader被砍的文章见个人blog或这里）几乎同时出现，在外媒和中国媒体上讨论最热烈的不是Android系统与Chrome OS系统的未来，而是Google Reader被砍。在国内讨论Google Reader的文章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出自blogger霍炬的文章《从Reader之死看Google的短视》，在他看来，“几年前，Google是创新者，它创新，开放，但今天，Google越来越习惯严防死守可能的竞争对手，它不再那么开放，它开始模仿潜在竞争对手，用和对方完全一致的方式竞争，然后用自己的巨大体量去试图压死对方，正像曾经的微软做过那样”。以Reader被砍为标志，“曾经Google精神的远去”。

霍炬列举的Google打压Yelp、Android亦步亦趋跟随iOS、完全沿着Facebook的路径倾其全力推动自己的Google+等毫无创新、为了竞争而竞争的现象我都同意——在某种程度上，Google做了一些违背它“Don’t be evil”祖训（在变化越来越快的当今的科技世界，10年的技术进步相当于19世纪一整个世纪技术进步的累加，说它是“祖训”并不为过）的事情。但如果要评价“Google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Larry Page领导的无聊没品Google，持之以恒的用和竞争对手一样的方式竞争，正如曾经微软干过的”——这也是中文互联网上相当普遍的看法，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成立。

我们拿对Google而言仅仅是鸡毛蒜皮的产品（在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Reader）来对Google精神作定论，未免过于自我中心——就像科技媒体业界对Reader的讨论远远多于对Android负责人更换的讨论一样，我们忽视了对业界影响最重要的动作，而更多沉迷于通过自我喜好的产品来判断一个科技公司的整体情况。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反对任何喜欢Reader或其它任何产品的人表达自己对某个特定产品的个人喜好，就像我大力推荐过Path、Evernote甚至Instapaper和Readability一样，但通过自己喜欢的产品来评价一个公司，显然偏离了重点与本质。

Reader远非Google最核心产品。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没有Google Reader，对95%的用户——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对99%的用户而言，毫无影响。读者看到这里恐怕早就要跳起来了，对于一款拥有3亿用户的产品，怎么可能还被叫为“小众”呢？但3亿用户的背后，有几个事实要了解：1）Reader是Google的产品，从2005年10月发布以来的七年半时间，任何Google/Gmail用户都可以在导航栏上看到（直到Google宣布关闭Reader才从导航栏中去掉），点进去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位“Google Reader用户”；2）在Google宣布关闭Reader之后的48小时，仅有50万用户迁移到Feedly。按照80/20法则，最大的产品获得80%的用户，那么我们我们可以判断，Gogole Reader的48小时内活跃用户数大约是60多万。即使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10倍，日活跃用户也不过600万左右。——计算日活跃的话，还得砍掉一半。相比于超过1亿名日活跃用户的G+而言，仍然相差两个数量级。以前或许能达到数千万活跃用户，但就目前而言，将Google Reader称为小众产品，并不为过。 我说Reader对95%甚至99%的用户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时，并不表示另外那5%或1%的用户不重要，我的意思是：Google从未将“我们只为极客开发产品”这样的产品理念当作它们的原则。只是碰巧，Google为大众开发出的简单好用的产品，也让极客们用得舒服——但是，极客们喜不喜欢，对商业公司来说，真不重要。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Google搜索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牛逼的高级搜索语法而流行，它完全因为简单、速度快、结果准确才被最大多数人接受；Gmail有非常好用的过滤器（filter）+标签（label），乃至Gmail Labs里众多好玩实用的扩展，但Gmail从来不是靠这些Geeky式的花招成为最流行的电子邮箱，而是速度快、简洁好用、防垃圾邮件、安全——说白了，更多用户是被它一开始就提供1GB的超大容量所吸引，在用Gmail之前，谁知道它速度快防垃圾邮件牛呢？

1GB超大容量就像穿着超短裙的槟榔西施，先把用户拉进来；速度快、简洁好用、防垃圾邮件以及安全，是年轻漂亮活儿好价格低定期体检且坚决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专业服务人士，让你用过之后欲罢不能，每次都想来光顾，成为常客；过滤器、标签、Labs等玩意儿是进阶级服务，如果你能玩，捆绑、皮鞭、手铐、面具等各种个性化工具Google也顺带一起奉送。但重口味是极小众的那一群人——刚好Google的工程师们也好这一口罢了。但日常生意，还是要靠所有人都喜欢的漂亮小短裙以及活儿好价格低安全稳定这些作为基础，才有保障。

再回到我认为被业界忽视的Android负责人易主的事儿。虽然施密特说，Android和Chrome OS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独立运营（Android and Chrome operating systems “certainly going to remain separat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they solve different problems.”），但我们不要忘了，施密特在两年前参加巴塞罗那通信展时，还曾说过一句：未来Android将与Chrome OS整合在一起，结合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因为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Android和Chrome OS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独立；但在更长远的未来，最终Android和Chrome OS将整合在一起。否则，为什么要在Android产品及生态仍不成熟的时候，任命一位更不成熟的操作系统负责人来主管两个独立的操作系统呢？那不会把事情越糟吗？安迪·鲁宾取得的成绩，在产品成熟度以及市场表现两个关键指标来看，都远远胜过Chrome OS。如果不是为了整合两个系统，没理由不让鲁宾继续领导Android系统。

问题随之而来。安迪·鲁宾成绩斐然，Chrome OS充其量还只是个半成品，为什么是Chrome OS负责人领导Android，而不是Android负责人来领导Chrome OS？用Chrome OS产品总监Caesar Sengupta说过的一句话就是：“Google’s a web company: We push the boundaries of the web; everything we do is largely on the web.”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Google是一个web公司：我们致力于拓展web的边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web的疆域变得更大。”Android是一个iOS的复制品，需要通过应用商店下载应用你才能使用互联网；而Chrome OS的理念是打破Windows需要下载软件才能使用的“围墙花园”，让任何一个普通用户仅通过浏览器就可以完成几乎所有需要在电脑上处理的事情。

无论你是否承认，Chrome OS正是Google当前精神的代表――如果非要去谈什么Gogole精神的话。拿Reader去谈所谓Google精神有点自我中心，因为Reader远非Google最核心产品。当我们谈论一个科技公司精神的时候，最基本的出发点和逻辑应该是：我们要谈论它最核心的产品，而非无足轻重的产品。 Android手机市场占有率早已超过iOS，今年，Android平板电脑的市场占有率也将超过iPad，但正因为Android太像iOS了，而不是Google所倡导的让web疆域更广阔、更开放。而这个任务只能由Chrome OS来承担，除了推倒Windows的围墙花园，它还要承担着填平因为苹果建造的App Store的“围墙花园”——基于商业的考量，过去几年Google不得不将Android放上最前线，跟随iOS的脚步——但即使面对苹果这样的巨无霸，也没让Google忘记它最初为什么而出发：在自己站稳脚跟之时，继续为建立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互联网而努力。

当年傲视群雄风光无限时的Google推动开放而自由的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对它表示尊重；当Google用可能放慢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Android进步的脚步，换成更不成熟的Chrome OS去布局未来——一款更能代表开放而无边界的互联网操作系统时——尤其是在它面临更强大的对手的今天，仍然坚定地为开放的互联网而努力时，难道不能赢得我们更多的尊重吗？如果我们非要谈论Google精神的话。

Google变了吗？如果你觉得它变了，那么请再念一下这句：“Everything we do is largely o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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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Google关闭Reader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许是，由于隐私问题，Google面临不菲的律师费，在Google看来，关闭它比配备专门的律师和政策专家团队更划算。也就是说，Google Reader给Google带来的回报可能甚至抵不上Google为维护它支付的律师费，如此看来，想必它的活跃用户数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古老应用更可靠

（商业周刊/中文版专栏）

“当（Google）他们用+1按钮取代了Reader的分享功能时，我就知道（关闭Google Reader）这一天已为期不远。”被问及关闭Google Reader的感受时，Google Reader开发者魏斯磊（Chris Wetherell）如是答复。

拉里·佩奇宣布关闭Google Reader的消息，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的震动多少令我有些吃惊。——除了推特上大量抒发因Google Reader关闭而给自己带来多少不便的用户以外，国内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要位置摆上了Google Reader死亡的消息，以及多篇国外科技博客的分析评论乃至自己原创的评论。中国有超过5.38亿网民，其中Google Reader用户恐怕占比不到1%。网媒用极大篇幅报道，或许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科技编辑们中的许多每天都依赖Google Reader获取信息，自己每日使用的产品被关，多少令人沮丧失望。

在拉里·佩奇宣布关闭Google Reader的消息之前一两年内，网络上就有用户提到过Google Reader最终将被关闭的预言，原因很简单：Google Reader在大约一年半以前的那次改版中，加入了大量社交元素，界面更加美观，被人形容为“小清新”，但最核心的阅读体验却变得更糟糕——头部留白更大，也更容易将文章条目分享到Google强推的社交产品Google+。基于此，一年半前Google Reader的用户也发起请愿，希望Google将Reader变回去。当然，和这次彻底关闭Reader一样，Google并没理会这些爱请愿的忠实用户。

外界普遍认为，推特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流行，使Google Reader用户持续流失。从数据来看如此，我本人阅读习惯的变化也是如此。我已经三四年没认真用过Google Reader了。我的阅读时间很大一部分都花在推特上，我制作了一个近100个科技新闻的列表，每日90%的科技新闻都从我制作的推特科技列表获得。虽然每隔两三个月我都会试图去读两小时Reader中的未读条目，整理一下订阅列表，我甚至陆续买进了iPhone、iPad以及Mac版的Google Reader阅读器Reeder——每一个设备上的应用都是要花钱的——我几乎仍然无法阅读两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看了半个小时我就把Reeder关掉，其中十分钟还是耗在加载过去一个月的新条目上。

Google Reader对中国用户有不同的意义。许多用户毋须使用VPN，通过Google Reader提供的https形式便可浏览纽约时报、彭博商业周刊、Mashable等被网络防火长城屏蔽的网站的内容。Google Reader关闭，将让这些中国用户比老外用户更难受一些。

不过，拉里·佩奇宣布的仅仅是Google Reader的死亡，各个网站的RSS仍在不断吐出它们最新的文章，他们不受拉里·佩奇控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合适的方式，你订阅的内容还会重生。谈到这里，我忍不住分享一下我过去一年多以来对RSS的用法：通过ifttt，将我喜欢的RSS源发到Gmail，通过Gmail的过滤器（filter）和标签（label）功能，可以实现与Google Reader中信息分类的同样效果。我的邮箱成了一个更好的阅读器，与Google Reader所不同的是，邮件轻，快，没有社交打扰。每天该阅读的时候，捧起iPad看。比所有RSS客户端都好用。而所有内容都存在你Gmail中，想查信息？那直接搜吧。完全不用担心你订阅的内容会消失。——在一款有好几亿用户的产品死亡之时说这么绝对的话，我实在太不谨慎。可是，请原谅我想象力有限：如果哪天邮箱这个最古老的互联网基础应用都要灭绝的话，那时候的互联网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科技世界了。

在越来越多产品不断被淘汰的互联网世界，偶尔回归到最老的互联网应用，显然更安全，也更明智。

社交关系而非社交名气

（商业周刊中文版专栏）

国内最近出了好几本Facebook（前）员工写Facebook的书，工程师出身的王淮在《打造Facebook》里大量篇幅谈Facebook内部项目开发、工程师招聘与培训，而担任Facebook品牌总监的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则在《小圈子·大社交》里分析用户社交行为。《小圈子·大社交》不是一本研究专著，亚当斯在书中介绍了相当多学界和业界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给出了大量结论背后的参考资料。对社交行为感兴趣的人完全可以按图索骥，逐一找来原始资料深入了解。

在《小圈子·大社交》中，亚当斯用了不少Facebook上的真实案例来分析社会网络，不过更多的案例和结论来源于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比如有大家熟悉的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和巴拉巴西。私密社交应用“Path”的150人好友数限制则出自邓巴教授的研究。

无论国外对Facebook、推特还是国内对微博、微信乃至自媒体的判断上，普遍对那些拥有众多粉丝的明星或所谓意见领袖高估。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教授曾在其经典的《链接：网络新科学》中就提过，在网络上，人们往往容易高估社会中那些看起来拥有众多粉丝的意见领袖或明星的影响，对社会上普遍流传的 “规模” = “影响力” 的看法，他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辩驳这种看法的偏颇，他说，虽然色情片明星饰演过的影片数量惊人，平均下来远远超过好莱坞明星，即使色情产业规模也超过好莱坞，他们永远也无法产生像好莱坞一样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规模不是网络最重要的因素”。

《链接》一书出版于2003年，那时还没有Facebook。不过，亚当斯在《小圈子·大社交》中引用了包括Facebook之内的多个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巴拉巴西的判断：“那些名号最响、曝光率最高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那种在社交网络上对“名号最响”的人产生“影响力很大”的判断，在1.0时代就行不通，2.0时代显然将更不受用。

研究社交网络要抓住社交圈，而社交圈构建的基本特征是同质性。无论曝光率再大，一个人只有非常有限的“小圈子”——这并不是指人们主动营造为了某些功利目的而排挤他人的小圈子，而是指人们因为自己的兴趣、职业、经历自然而然形成的小圈子，这些圈子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家乡、同学、同事、兴趣组。Forrester、Folara和Edelman三家调查公司曾分别做过的调查，三家调查的结果一致表明，人们在接受产品购买和建议方面，相信自己好友和熟人——即个人小圈子——的概率比与你没有交往的博客写手或专家（可以等同于国内的“微博大V”）的概率高3-4倍。显然，我们应该对微博大V们的影响力祛魅。

“小圈子”可以用社交关系中的“强连接”来描述，“强连接”是某种思想或产品传播的可靠途径，与之对应的“弱连接”则是信息传递的有效方式。所谓弱链接，即那些与你只有一两面之缘的泛泛之交，当你需要找工作、找优秀的钢琴老师或要找可靠的钟点工时，弱链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当年只能通过研究英国人寄圣诞卡片的邓巴教授来说，亚当斯研究的Facebook拥有近10亿活跃用户数——颇为令人羡慕的拥有海量用户行为及用户关系的数据库。亚当斯在分析Facebook用户行为模式时发现，人们在网络上的人际关系与现实中人际关系并无二异。比如在Facebook上人们平均拥有160个好友，但仅与其中的4-6个有直接联系；每个人平均倍6-7个人在照片中添加标签；虽然我们能在News Feed上看到一百多人的更新，但真正发邮件、私信和即时信息或是点击“喜欢”、发表评论的对象，每周仅4人，平均每月也仅有6人。所有这些数据与我们现实生活中表现一致，也符合邓巴教授对密友数的假说：多数人的强联系少于5个。

社交网络可以让一条信息在一分钟内转发一千次，但我们大脑管理朋友的效率仍然停留在石器时代。由于网络效应放大了名人的曝光度，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力，使人们不经意间也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希望世界运行的方式与它本来运行的方式产生偏差，且偏差仍在加剧。此外，由于传播网络非常复杂，几乎无法通过直观观察来分析背后传播机制。当我们试图理解传播网络时，也只能看到被传播的信息，看不到没被传播的部分。

“回顾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只会看到最明显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对整个事件的影响最大……我们总是容易把事情的顺利完成归功于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却没有认真去了解事情所处的复杂网络”，亚当斯说，“这种复杂性导致人们把巧合和相关性混同为因果关系”。

古登堡，改变世界五百年的极客

（腾讯大家专栏 dajia.qq.com）

如果评选公元纪年第二个千年内对世界影响最深的人物，你会选谁？马丁·路德？莎士比亚？爱因斯坦？艾萨克·牛顿？还是贝多芬？……名单可以很长，各人的答案不一。不过，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和《时代-生活》杂志将他们的选择都投给了同一个人，一位在历史书上面目模糊却对后世影响深刻的极客——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古登堡留世的遗产只有一样：活字印刷机。在科技媒体将无数个手机应用冠上“颠覆”并滥用“颠覆”一词的时候，真正配得上“颠覆”世界的技术，古登堡印刷机无出其右。如果说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登堡印刷机对世界的改变程度相当于推特的1000倍。——虽然在亚马逊的Kindle时代，它是即将被淘汰的过气玩具。

在为《公共部件》（Public Parts: 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一书做研究时，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副教授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开始痴迷于古登堡的故事。他开始从创业的角度研究古登堡，写了一本小传《极客古登堡》。在贾维斯看来，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就像互联网一样，因为其自由、开放、高速、低价的特性，为变革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工具。

杰夫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很谨慎地措词说，并不是古登堡印刷机引发了变革。但如果没有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商业和教育变革或许将推迟许多年。

历史上关于古登堡的文字记载并不多，杰夫的资料主要来自三本书：德国字体设计师艾伯特·卡普（Albert Kapr）的传记《约翰·古登堡：其人其发明》（Johann Gutenberg: 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约翰·曼（John Man）的《古登堡革命：印刷如何改变历史进程》（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How Printing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以及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国内有中文版）。

根据杰夫的研究，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的过程就像一个现代初创企业一样：依赖于开发新功能，实现规模化，重复使用资产，划分专门的劳动，并制定标准。古登堡就像乔布斯一样，对研发过程进行严格保密——远不像另一位同样受人关注的极客塞吉·布林，发明了Google Glass后喜欢戴着它到处玩——在研究和开发阶段，古登堡将铅字铸造、排版和印刷几个核心功能部件分别保存在不同地方。因为保密带来沟通的不畅，加上各个功能部件都有相当多的变量，古登堡的试验过程一定相当漫长，就像杰夫所猜想的：“铅字按照精确的标准制造；纸张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油墨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粘稠；铅字的上墨要恰到好处，这样字母既不会模糊不清，也不会满是墨团；印刷机的压力也是一样”……根据约翰·曼的评价：这“不是突然的灵感，而是一个创造过程。约从1437年到1455年……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要解决。”18年的时间，想必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媒介技术学者艾森斯坦认为，在古登堡印刷机成功研发之后，印刷书籍对文化的全面影响需要时间来显现：“在这项技术转变之后至少50年内，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文化变迁；必须等到古登堡之后一个世纪，新世界的轮廓才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从文化意义上说，爱森斯坦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将古登堡和早期的印刷工视为技工或创业家。事实上，他们的车间“成为学者、艺术家和文人聚集的地方；外国翻译、流亡者和难民的避难所；高级学习机构，以及每种文化和知识交流的联络点。”就像互联网不仅仅只是数据交换，而是文化交流一样，一个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产生影响并酝酿变革的划时代沟通技术。

《经济学人》曾有一篇文章生动描写马丁·路德当年运用印刷媒体引发宗教变革的过程：

路德自己驾轻就熟的媒体环境和今天网络系统中的博客、社交网络和讨论线路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一个参与者们负责分流的分散系统，通过分享和推荐来集体决定扩大哪些信息。

不像印刷大规格的书需要数周或者数月，一本小册子一两天就能印好。初版的印刷费和一只鸡差不多，首先会传遍整个镇。路德的支持者们会把册子推荐给朋友们。书商推销它，卖宗教书的小贩四处兜售它。接着旅行商人、经商者和传教士会把册子带去其他镇里，如果他们感兴趣，当地的印刷工很快会以每批1000本左右来印刷自己的版本，在印刷的嗡嗡声中希望赚钱。无需作者的参与，这本风靡的小册子就会因此很快传播开来。

有了今天的“喜欢”和“转推”，再版的数量就是受欢迎程度的象征。期路德的小册子受追捧程度就像当时人们说的“与其是卖不如说是抢”。他的第一本用德语写成的册子《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仅在1518年就再版14次，每版至少印了1000份。1520年至1526年间在德语地区发行的6000本不同册子中，约1700本都是路丁作品的版本。

爱森斯坦说，“它改变了学问之人以及思想系统之间的关系。”书籍甚至改变了我们学习和记忆的方式，就像连接了互联网的计算机正在改变我们学习和记忆的方式一样，学者不再需要为书籍奔波；现在是书籍来到他们身边。“我们不再需要韵律和节奏来保存某些公式和配方，”她说道。“集体记忆的性质被改变了。”书籍成为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就如Google已成为我们的私人数据库一般。

在古登堡之前，抄写员致力于保存古老的知识。随着古登堡的出现，书籍允许现代思想形成并寻找受众，给予作家和专家以尊重。在互联网时代，书籍无处不在，因为TED、世界顶级高校的公开课、可汗学院、Google在线图书馆的存在，免费的高质量知识可以几乎免费的成本获取——而且几乎不存在法律或道德上的顾虑。

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曾在他的《大而不知》（Too Big to Know）中说，我们开始敬畏网络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是站在讲台前给我们讲课的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联接人们和思想并联接外部的网络。”卡普说古登堡“造出了向全人类敞开的知识之门的钥匙”。——这句话听起来很耳熟吧？和Google所身体力行的“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使人人可访问并从中受益”干的是同样的事儿，事实上也实现了他们所宣扬的效果。

不过，Google不是古登堡。我甚至可以大胆的说，Google绝无可能再有影响世界五百年的能力和环境——今时技术发展速度远超往昔，能影响五十年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不过这也没关系，除了Google，我们不是还有Facebook、推特、亚马逊、维基百科、Blog、Evernote、Dropbox、iBooks、Youtube、GoodReads、豆瓣……等几乎无法一一详举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学习、记忆以及帮助我们知识结构化、系统化的无数的工具么？它们比古登堡更廉价，更高效，更满足个性化需要。

古登堡印刷机已死，古登堡永生。

(Source: dajia.qq.com)

无关Facebook的《打造Facebook》

(Source: it.sohu.com)

与机器赛跑？别做梦了

（商业周刊中文版专栏）

自2000年以来，美国人才需求急剧下降。其中大部分失业是因为缺乏聘用所致，而非裁员增加。有工作的人的情况也不太好，在过去10年的适龄就业家庭中，实际中值收入从60746万美元降到了55821美元，自统计此类数据以来，中值收入首次出现降低的10年。但与此相对地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仍在增长。这表明，生产效率在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周期性说。周期性一说认为，这事儿完全不新鲜，不神奇；美国的失业率这么高，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不足以把人们送回职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是这一解释的主要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是当前困难局面。这种解释的支持者认为，罪魁祸首不是周期性，而是停滞——美国的创新能力，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陷入了长期衰退。经济雪茄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2010年出版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考恩看来，美国典型家庭中值收入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经济进入了“技术高原”——“容易摘到的果子快摘完了，我们却假装它们还挂在那儿”。

事实真是如此吗？《与机器赛跑》的作者麻省理工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技术非但没有停滞，相反，技术仍在高速发展。只是因为技术发展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企业对用人需求的下降。《纽约时报》去年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科技报道中就提到，1960年美国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有近60万雇员，而2012年，市值更高的苹果只有4.3万雇员，加上海外的员工也只有6万来人。相比50年前的巨头，只需要1/10的雇员人数就能运转一家更大规模的企业。

讨论收入下降，应该将技术带入讨论。在埃里克和安德鲁看来，数字技术是当今经济的重要推动因素，技术改变了工作的世界，又是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然而，人们尚未充分理解和认识到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与之相关的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机器是否在抢走我们的工作？

稍微留心科技行业发展的人会马上说出答案：是，机器在抢走我们的工作。一些很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个判断。富士康研发的被称为“Foxbot”的机器人早在2010年就已在山西晋城园区投产，可以做一些抡、砸、锤等简单的动作，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说，将在三年内制造一百万台机器人。到2016年，山西晋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机器人生产基地。这发生在中国最大制造业工厂中。

发生在硅谷的机器人看起来更酷一点。比如Evernote的CEO菲尔·利宾全球到处跑的时候，会通过机器人——一台脚上装有滑轮，支着一块屏幕和眼镜（摄像头）的设备——与同事开视频会议，比视频通话更方便的地方在于，利宾可以遥控机器人到指定员工面前与他们对话，讨论项目进展，虽然远隔万里，却能像对方就在你身边一样交谈。

Google令人激动的无人自动驾驶汽车则更具有科幻感。2012年Google宣布其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安全无事故行驶超过30万英里——它的意义表现在，30万英里的历程已经超过大部分普通轿车的生命周期，且无安全事故（唯一一次称得上是“事故”的，是在红绿灯前被后面的车追尾）。人会发困、走神、喝酒、在开车时打电话，甚至会仅仅因为鼻子发痒打了个喷嚏而发生事故。但机器不会。

Google自动驾驶项目的负责人曾说过一句话：“你仍在开车这件事是个漏洞，不是特性。”（The fact that you are still driving is a bug, not a feature.）这句话应该被人们广为牢记，因为不仅在在开车这个事情上人类是个漏洞，在相当多的事情上，人类都是漏洞。比如古登堡印刷机比人类抄写员在书籍廉价且无误差复制和传播上做得更好；亨利·福特的T型车让马车彻底消失；即使是国际象棋这种以前被认为是人类智能优越性的领域，人类也早已输给机器。在运算能力和简单动作自动化能力上，人类已经完败。那么在哪些活动上，人类还有优势？

在与机器直接对抗的过程中，人类肯定会输——人类需要吃饭，需要睡眠和休息恢复精力和体力，有情感需求，对重复性劳动厌倦——所以，我们需要将思路转换一下。别与机器赛跑，但要与机器合作。

在人类棋手败给机器之后，曾有人组织了一种“自由式”象棋比赛，规则是：参赛者可以任意人数（可以是专业棋手也可以是业余爱好者甚至可以是完全不懂棋的人）和任意多台机器。猜猜最新一轮自由式比赛冠军是什么组合？结果是：一对同时使用3台计算机的美国业余棋手。他们操作和“指导”自己的计算机，胜过了国际大师，也胜过了比国际大师更厉害的计算机——也就是说，至少从目前来看，最佳搭档是：”人类中的业余爱好者+机器+出色程序“。它胜过了强大的机器，也胜过了“人类中的高手+机器+低劣程序”的组合。

按照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理论，未来的机器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脱胎于人更胜于人——甚至可能像人类相比于黑猩猩一样。机器智能超过人类智能只是时间问题（按照雷·库兹韦尔的计算，这个时间点是2045年）。要知道，机器进化速度远远快于生物进化速度，机器是遵循摩尔定律的拉马克式进化，而人类受限于达尔文式生物进化——拉马克进化与达尔文进化的区别是，前者个体后天获得的进化特性可一代一代延续，后者个体后天训练的优秀能力无法遗传给后代。

在与机器的竞赛中人类如何才能获胜？答案显而易见：与机器合作，适应机器，帮助机器，站在机器需要你的位置，体现人类对机器的价值，这样人类才可以更好与机器协同进化，而不是被机器淘汰。

与机器赛跑？别做梦了。放下人类的狂妄自大，好好跟机器学学吧。

(Source: read.bbwc.cn)